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国有股权——论国有股减持的理论基础

本文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来建立国有股减持的理论基础 :国有股权在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作用是什么 ,以及国有股权比重应该如何调整。以截止 1 998年底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 ,我们首次考虑了股权结构内生性可能 ,以及公司上市时 ,政府在决定国有股权比重过程中面临的逆向选择问题 ,即在上市前业绩较差的公司 ,由于其较差的初始业绩导致较低的可流通股发行额度 ,政府不得不保留更多的国有股 ,从而表现为上市前业绩越差 ,上市时国有股权比重越高的反向关系。给定中国上市公司面临的独特制度环境 ,我们有以下发现 :( 1 )公司上市后 ,国有股股东有助于改善公司业绩 ;( 2 )公司上市时 ,政府在决定国有股权比重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 ;( 3 )公司上市后 ,国有股权比重内生决定于公司利润最大化过程 ,上市后的业绩越差 ,国有股比例越低。分析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 :政府减持国有股不能“一刀切” ,而应以公司业绩为依据 ,首先在上市后业绩较差的公司进行减持。     

公司治理变迁中的政府介入研究

政府可以解决公司治理变迁中的市场不足与失灵,并在推动公司治理变迁方面存在诸多优势。基于自身综合效用的考虑,政府会决定是否对公司治理变迁进行介入。一般来说,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建立公司治理变迁的法制基础和拓展公司治理的选择空间等方式介入公司治理的变迁。然而,由于政府的双重身份与"掠夺之手",造成了政府行为的"本质两难"。因此,政府介入公司治理变迁应该有个限度。     

治理理论综述——以法律、组织和市场为视角

公司治理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资金的提供者按时收回投资并获得合理的回报,其研究视角不仅在于现代的公司组织,还包括了市场和法律体系。本文从法律、组织和市场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土规划编制模式研究

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进程导致国土规划的不确定性增大,地域边界弱化,取能中心迁移,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提升。因此,类似于烧“多孔煤”的规划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必须施行规划战略取向、规划控制模式、规划编制方式和规划实施策略的一系列变革。在国土规划中适时地引入Governance的理念的操作,能在某种程度上应对规划失效,更好地适应新的规划环境。面对新的规划环境,国土规划的模式设计必须重视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的适度结合,重视公众参与和政治参与的有机协调。     

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视角,在考察控股程度与控股股东性质交叉作用的基础上,研究股权结构的治理效率。研究结果显示,在没有绝对控股股东的情况下,无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最终控制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性质,其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都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高;在绝对控股条件下,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比国有性质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低。研究结论表明,分散化的股权和国有股权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效果相对较差,从而使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更高。本文借助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深化了已有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并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网络组织中合作结点的数目与地位--限制性进入机制质疑

治理机制是企业网络化协作的基础和实现协同效应的保证.Jones等人结合交易费用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提出限制性进入机制,以此作为维系网络组织有序运作的条件之一.但现实中存在着大量正反两方面的论据,经验并不完全支持该主张.从网络组织治理边界的视角对合作结点的数目与地位进行分析,可认为限制性进入不宜作为网络组织的治理机制.     

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一个分析框架

由于现实中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是现代大企业股权分散情况下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西方国家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造成的问题相对较小。由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有着自己的特点。本文分析了产生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主要原因,认为减轻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会计舞弊与会计监管

本文认为财务欺诈、会计舞弊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会计监管体系不健全,会计监管不力。本文就如何健全会计监管体系,加强会计监管进行了探讨。     

企业并购中的财务分析

本文以财务报表分析框架为依托,论述了评价企业并购整个过程当中所涉及的财务分析,为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客观的评价企业的并购行为提供了一个框架.为企业并购中目标方的选择,以及并购后期经营绩效的评价都给出了相应的财务分析方法选择.     

企业融资结构变动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动决定着融资企业的控制权在股东和债权人间的分配,决定着股东和债权人对融资企业的经营者的约束和激励的强度,这必然会影响到公司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激励效应、信息传递效应、控制效应;这种影响是通过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外部接管市场以及代理权竞争实现的。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验证了上述结论。